---------专访原“齐鲁情”大学生支农促进会会长杨迪
从繁华的城市，他们走进农村，用一个个年轻、柔弱的肩膀，扛住了闭塞和落后，扛起了希望和梦想，扛起了信任和责任，这就是曾两度被团中央评为“全国社会实践优秀服务队”的大学生志愿组织——“齐鲁情”大学生支农促进会。成立三年多以来，它由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团队发展成了今天会员几百人的大组织，爱的火种在齐鲁大地上跳出了绚烂的火花。也许，他们的力量还不够照亮所有人的眼睛，但他们已点亮了火把。爱，被期待着，期待着洒满齐鲁，洒满中华。
初秋时节，沐浴着带着丝丝凉意的晚风，我们请来了本次人物专访的主角——原“齐鲁情”大学生支农促进会会长杨迪同学。（以下简称“杨”）
记者：你最开始加入“齐鲁情”的动机是什么？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杨：其实我大一一共加入了三个社团，“齐鲁情”是我呆的时间最长的、最有感情的一个组织，一直到现在。当时也没想太多，就觉得“支农促进会”肯定与农村有关。我从小到大没出过远门，第一次来济南，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去别的地方的农村看看，长长见识，真的没想太多。
记者：当时加入的时候对这个组织了解多少？
杨：最开始的时候，看过“白象青春之歌”记者采访张斌，也去听过“广场论坛”，张斌以及支农队员们的一个个故事给我的感触挺深，所以我就想去了解了解，亲身感受一下，也可以增强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
记者：下乡期间有没有给你感触特别深的事？
杨：有一次是去临朐九山镇。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去走访，去劝说那些辍学的孩子回来继续上学。他们一般都上到初二就因为各种原因没法再继续上了。
记者：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杨：一个是因为家里穷。另一个就是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特别是女孩。一般都念到初二左右，就不再上了。家里就让她们回去打工，给她们的哥哥、弟弟挣钱，盖房子、娶媳妇用。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原因。反正，女孩子大多数都不再上学了。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根本看不到人的山路上一直走，走了五个多小时才见到一个村庄。走过那个村庄之后，就又开始爬山。都不是骑自行车了，你得推着上去，下山的时候骑着下来。大约是从上午十点走到下午三点吧，一直没吃饭，手机也没信号，同学都联系不到，就是为了找几个失学儿童，让他们重返校园。
记者：当你找不到他们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杨：一般都能找到，找不到的时候心情肯定是很急迫的。
记者：如果你找到他们，但是劝不回来，又是什么感觉？
杨：那种感觉真是没法形容，都没法用语言表达。我这样跟你说吧，我最后去的那个村庄，它和临沂搭界。那个村里有个女生，学习很好，上到初三，该考高中了。女孩的爸爸整天游手好闲的，女孩的妈妈倒是挺想让女儿上学的。这个女孩有个哥哥，她爸爸为了省钱给她哥哥盖房子、娶媳妇，就不让她再上学了，觉得上学也没什么用，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
记者：你们当时是怎么劝的？
杨：这种事劝也没法劝。我们只能尽到我们的心意，这是让人非常无奈的情况。
记者：你们是怎样表达你们的心意的？
杨：就是给她家里做思想动员工作，反正该说的都说了。连说了半个小时，没法再继续谈了，我们就回去了。
记者：她家里人对你们的态度怎样？
杨：她爸爸心里是不欢迎的，她妈妈还可以。
记者：她妈妈心里是支持女儿上学的？
杨：她妈妈一直在哭，但家里当家作主的是她爸爸，她妈妈说话没什么用。这个女孩有一个在淄博工作的伯伯，曾提出如果女孩的爸爸同意，他愿意供她上学。以后再把钱还给他，算他借的。但女孩的爸爸就是不同意。我们一看这情况，没法再劝了，就往回赶了。走到我们住的地方已经六点了。那是在冬天，五点多天就黑了。路上黑漆漆的，没有任何照明工具，我们下山的时候自行车都不敢骑，得推着下。
记者：咱这个队伍里面肯定有一些以前没接触过农村的成员吧，当他们满怀激情的过去之后，面对艰苦的条件，有没有出现过逃兵？
杨：我这样跟你说吧，如果是第一次下乡，前三天肯定会有想回来的想法。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有想回来的想法。太苦了。冬天夜里，盖一床被子，再盖上羽绒服，早上五点多都会被冻醒。
现在有些人还误解我们，说我们下乡是去旅游了，去玩几天，什么事都没干，顶多就是教教小孩。其实我们去干的事，有些是没法说出来的，是没法用“效果”来衡量的。你必须亲身去实践一下才能感受到我们做的事，才能知道我们到底干了什么。
记者：下乡“住”是给安排的，那“吃”你们怎么解决？
杨：吃、住都是自己掏钱，住的地方临走的时候也得给人家钱，咱不能白住人家的。每人每天生活标准十块钱。“吃”都是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刚开始的时候没经验，做的都不够，后来慢慢好点了。大家分组做饭，每天由一个组做。（据齐鲁情的队员介绍，每次吃饭杨迪都是最后一个吃，菜不够了，他就干啃馒头。）
记者：你们住的最艰苦的地方，条件有多差？
杨：没什么差的，只要不住地上就不算差。
记者：你住过地上？
杨：住过一次。农村蚊虫特别多，总会有一些在地上爬来爬去的。花露水、蚊香根本不管用。就是撑蚊帐，蚊子也能钻进去。而且冬天根本不能睡在地上，就是夏天睡地上腿也受不了，地气太重。
记者：当地的民政部门或其他部门有援助过你们吗？
杨：暑假时当地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特意去看了我们几次，给我们送来了一些食物，当地还是挺支持我们这种活动的。
记者：跟村民交流时有没有感到很困难的时候？
杨：有，暑假时去的那个村子就是这样。他们的戒备心很强。我们一去他们就问我们是不是招学生的，问得我们心里也挺不好受的。我们也只能一遍一遍的跟他们解释。
记者：你经历了这么多次下乡，你觉得你做的事真正的意义在哪儿？
杨：这件事是很有意义，但是如果仅限于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让我感觉不到它很有意义。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做到实处，真正能给农村带去点什么。而不是说去了一趟，教教小孩、弄个奖状、拍几张照片，回来宣传一下就行了。我想的是我们怎么能给农民带去一些更实惠的东西，以此改变大家对我们下乡所做的事的误解。
记者：咱们的队员一般都是咱学校自己的学生，各个专业都有吧，咱学的这些专业知识在农村真的用得着吗？
杨：像法律知识，见效就比较快。我们的队员也许不能帮农民解决全部问题，但是队员们可以请教自己的老师，以此来帮助他们。但我们宣传的一些理论知识，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就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咱学校的专业设置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农业大学那样教农民怎么打药、怎样施肥，所以咱现在重点放在支教、调研，上学期又搞了一个“文艺支农”。
记者：这个我们也听说了，就是咱们用文艺队、秧歌队来提高支农质量。每周都定期培训。
杨：对，这个上学期主要是在明水校区那边搞的。由公关协会、飞天艺术团会舞蹈的同学来教，主要教交谊舞，会跳秧歌的同学教跳秧歌步伐还有队形，这学期我们会在本部也搞起来。
记者：那这所有活动的经费也都是咱出的吗？
杨：嗯。除了下乡来回的车费给报销之外，其余的都是自己出。像秧歌队的一些道具就是自己掏钱买的。
记者：咱齐鲁情纳新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条件来限制、选拔的？
杨：我都是全凭感觉选人的。
记者：感觉能吃苦耐劳？
杨：吃苦耐劳是一回事，主要是感觉他们能在这个组织中坚持下去，对农村很有爱心。其实，有些时候，这从谈话、眼神里就能感觉出来。
记者：中途退出的人多吗？
杨：一般都不会退出，都能坚持下去。
记者：那下乡的时候只有你们的会员吗？
杨：不是，我们是面向全校招人，只不过会员优先。因为会员毕竟是我们用纪律培养起来的，各方面都好管理，能够严格遵守我们的纪律，维护协会的形象。
记者：你们除了寒暑假下乡，平时都搞一些什么活动呢？
杨：我们现在明水校区那边正准备把李家埠小学辟为我们的支教基地，作为固定的校外实践地点。还有在旭升村搞调研，准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帮助他们。校本部本学期计划关注一下农民工问题。
记者：我还是想关注一下你们的经费问题。刚才你也提过团委提供的经费只够基本的车费，其他的都要自己掏。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本身就是拿着父母的钱上学，还要把钱往外拿，这样会不会造成家里的负担？
杨：其实这些我们也都想过。但是下乡之后会感到你在这过程中学到的很多东西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这样一来就相当于交学费了。虽然下乡的时候吃住都要交钱，但是在学校里这些钱也是要花的，这其实都一样。
记者：那临走时给孩子送的礼物算不算额外支出？
杨：实际上团委给拨的经费除了路费还会剩下一点，孩子们的学习用品大都是从这里出，我们自己掏的一般也就是吃住的费用。
记者：有没有想过去拉赞助？有没有在做？
杨：想过这个问题，现在也在做。我们是想着也不能老依靠团委。但有一点很明确，其他活动可以拉赞助，但下乡时绝对不行。这样就明显带有商业性质，目的就会变得不单纯了。
记者：有没有想过把平时拉到的赞助费放到下乡时使用？
杨：没有，我们下乡时就用团委给的经费，不够我们自己掏。我宁愿把钱放到爱心基金会也不会把它用在下乡中。这样下乡时我们感觉内心是纯洁的，不带任何商业性质，至少对得起去我们去过的地方，问心无愧。尽管还是有很多人误解我们。
记者：听说你们跟驻济高校的支农社团搞过一个交流会，是吗？
杨：对。
记者：有没有想过这些驻济高校的支农社团联合起来搞一个活动？
杨：想过，但行动起来挺困难。因为各学校社团都有自己的思路、做法和习惯，不太好组织。但我们跟山财合作的还可以。
记者：以你的经验，看到其他驻济高校的支农社团搞的活动，你觉得他们有哪些地方值得咱们学习，或者咱们有哪些地方做的比他们好呢？
杨：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第一就是宣传。校内报刊杂志宣传并不多，校内知名度提不上去。这次新生军训期间仅搞了个图片展，其他的活动还没法开展。我们打算本学期先让同学们接触一下实践活动，之后再举办一些交流会、广场论坛之类的活动，以此扩大影响。校外宣传也是薄弱环节，咱们与校外的报纸、媒体基本没什么联系。在这方面济大做得比较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一下。
记者：还有其他方面吗？
杨：跟各学校间的交流很少。比如跟北京的高校、团体基本都没有联系。
记者：那应该怎么样打开这种局面呢？
杨：我们正在努力去做。比如说上学期去济大时，就试图跟他们建立一个交流平台，定期进行交流。一切都还在准备当中，预计十月份就能建成。
记者：听说你们打算成立一个爱心基金会？
杨：是的。我觉得，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我们能给的太少了。像法律之类的问题，我们有法学专业的同学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其他农业方面的我们就帮不上忙了。只能宣传一下中央的农业政策、致富信息等方面，实际的我们能做的很少。还有贫困生，我们能在物质上帮助他们的也很少。所以上学期我们成立了爱心基金，面向全校募集物资，把它做成我们的亮点。其实每人每天节约一毛钱，一个月就是三块钱。上学期共募集到了842块5毛钱，捐助了两个贫困生。最后剩下了42块5毛钱，都以书面形式公布了出来，我们要保持一个透明度。
记者：最后，你想对大一新生说些什么呢？
杨：从05年进入齐鲁情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贡献，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家。就像看孩子一样，把一个生过病的孩子慢慢抚养好，然后再交给别人。希望新生同学们能继续扶持它，把它养大。你可能会觉得没带去什么，但无形之中你也许会给他们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你可能会觉得没学到什么，但无形之中你也会得到很多社会实践锻炼。如果你们真的喜欢这份工作，有这份爱心，欢迎你们到齐鲁情来，加入我们。
将近一个小时的访问结束后，我们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样的青春年华，一样的激情澎湃，杨迪同学却做了许多我们都不曾想过的事情。
也许，满天的星辉，他不是最亮的一颗；也许，海中的浪花，他不是唱的最响的一朵。但他依然默默地释放自己全部的热情，闪光在夜空，欢唱在海中。
人物介绍 杨迪：山东经济学院会计学院财务管理专业05级2班学生。2005年10月份加入“齐鲁情”大学生支农促进会，历任理事、组织部部长， 2006年12月份成为“齐鲁情”第五任会长。在任期间，曾参加过临朐九镇初中、济宁梁山、临沂莒南等地方的四次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李家埠小学：在山经明水校区北面，距山经约三公里。小学规模不大，共有六个班，附加一个幼儿园。学生主要来自附近的农村。自2007年4月与小学建立联系后，每两周组织会员及一部分会外人员进行支教。
旭升村：在山经明水校区南面，距山经约一公里。村规模较大，约有3000人，村中比较富裕，有一些乡镇企业。村民大部分都在企业中干活，有固定收入。村中老人较多，大部分生活安定。也有一些孤寡老人生活较困难。村中业余生活贫乏，因此我们决定在此开展一些文艺活动，以建立老年人协会等方式来帮助老人。
“齐鲁情”大学生爱心基金会：
为了更好的践行“以我所学，回报社会，情系三农，走遍齐鲁”的宗旨，从物质上帮助在下乡过程中遇到的弱势群体（包括因贫困退学和即将退学的学生、孤寡老人、残疾人）
1、 基金会主体：山东经济学院所有在校大学生
2、 宗旨：以我所学，3、 回报社会，4、 情系三农，5、 走遍齐鲁
6、 口号：每人每天节约一毛钱
7、 目的：利用大学生的爱心和社会责任心，8、 把我们微薄的力量汇集起来，9、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0、 操作方式：以“齐鲁情”支农促进会为桥梁，11、 尽我们所能，12、 让每一位需要关心的人感受到我们的爱心。
记者：吴晓涵 苑玉霞 蒋艾君